整顿职场后，这些年轻人找不到工作了

到手的offer，丢了

24岁的邹玉没想到人生中第一次被认为有“犯罪”嫌疑，不是在警察局或法庭上，而是在办公室里。

这是今年9月邹玉才开始的新工作，在深圳一家电商公司担任运营。经过几天试岗，9月24日上午她刚跟公司签署完劳动合同，下午就被叫进了人事经理的办公室。

“你过去有没有什么经历是需要跟我分享的？”

一上来对方就抛出一个让邹玉摸不着头脑的问题，被进一步提示后，她才知道自己的“背景”资料存在异常。入职前她按要求上交了体检、无犯罪证明和征信材料等。现在人事经理却告诉她，在公司针对入职员工例行的背景调查中，发现她名下有一条“犯罪不良记录”。他们不清楚具体情况，希望邹玉能坦诚，到底隐瞒了什么“犯罪”经历。

邹玉懵了，她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，另外，如果自己真的有罪，为什么能在官方政务渠道顺利开出无犯罪证明？

“犯罪”事由不能明确，邹玉被告知需要暂时停职，等公司调查核实后再作安排。那天下午她结束工作后照例打卡下班，走出办公室不到半小时，就发现自己被移出了企业钉钉。

连续数天邹玉都陷入一种深深的自我怀疑中，她不停复盘，试图找到答案——是自己闯红灯被电子眼抓拍了？还是因为那次跟人吵架？越想越觉得荒唐，这些年自己甚至没跟人发生过肢体冲突。

事情在几天后终于明朗。所谓的“犯罪不良”记录其实是她跟前公司的劳动纠纷。几个月前，她被上家公司以表现不佳为由辞退并拒付赔偿金，她通过劳动仲裁才拿到了两个月工资补偿。

邹玉说，这段经历她并非有意隐瞒，她认为跟当前的工作内容无关，而且面试过程中也没有被问及。但就在仲裁记录被核实后不久，人事部门的同事正式发来辞退通知，“有过劳动仲裁记录的，公司有规定都不能要。”

被核实存在仲裁记录后，邹玉在微信上收到了人事部门的辞退通知。讲述者供图

邹玉从没想过那段经历会成为找工作的绊脚石。不是因为工作能力不足或存在道德瑕疵、而是因为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被否定，这让很多有类似经历的求职者感到委屈又无可奈何。

制造行业的珂珂也遇到了一样的难题。今年8月，她正在进行新工作洽谈的最后环节，几轮面试和体检都已经通过，offer也发到了邮箱，只剩最后的背景调查——这个环节由用人企业委托的第三方背调公司进行，没多久她就接到背调公司打来的电话，“你名下是不是有个诉讼？”

当时珂珂和前司的劳动纠纷刚进行完一审。那家公司拖欠她两个月工资未发，后来又在毫无通知的情况下突然裁员，并以经营困难为由拒绝赔偿，无奈之下，珂珂联合被裁的30多位员工发起了集体诉讼。

那通电话之后，珂珂才隐约意识到，仲裁可能对自己的新工作有影响，她主动联络了HR告知。当时对方只是告诉她需要“内部报备一下”，但两天后，她便被通知offer撤销。

珂珂工作十多年，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。如果不是因为这个意外，她三天后就要去新公司上班了，眼下除了默默接受，似乎也没有其他选择，“他们的offer里有一则条款，如果（公司）了解到的情况跟你提供的信息不符，公司有权撤销。”珂珂说。

毫不夸张地说，劳动仲裁经历已经成为一个显著的求职“污点”，对一些求职者来说，它更像甩不掉的职场“案底”，伴随的影响可能是漫长且未知的。小七也是在一次背景调查后丢了眼看就要到手的offer，对方给出的拒绝理由是四年前的一份仲裁记录，那次劳动纠纷发生在她大学毕业后不久，也是因为欠薪。她觉得又惊讶又可笑，“不是他说，我都完全忘了这件事。”

作为仲裁的胜诉方，她把当年劳动纠纷的仲裁书、聊天记录、赔偿的转账记录通通找了出来，想跟HR解释原委，遗憾的是，它们没能帮她扭转结局。

小七也因为四年前的仲裁记录丢了快到手的offer。讲述者供图

企业的“渔网”

如果把求职看作一场闯关游戏，像邹玉、珂珂这样有仲裁记录的候选人，往往很难通关企业的背景调查环节，他们会被调查员残酷地判予“红灯”，提前出局。

红灯，这是背调机构给用人企业的一种风险警示，当针对候选人的调查内容以报告形式呈现给用人企业，其中绿、蓝、黄、红四种警示灯将被用来判定个人资料的真实程度，绿色表示无异常，蓝色轻微异常，黄色中度异常，红色严重异常。

“蓝灯和黄灯还有争取的空间，红灯候选人（offer）大概率没戏。”陈安，一个从业八年的背调员分析道。他把自己和所在行业称为“渔网”，负责帮企业筛选人才，把控用人的法律和经济风险。

职场对有仲裁记录的员工容忍度极低，在陈安所在的行业已经是公开的秘密。

具体来说，陈安的日常工作主要是核查候选人资料，有两种常用的渠道，一方面调查员会通过访谈相关证明人，来核实候选人的工作履历和工作表现；另一种被称为客观数据验证，核实候选人的学历学位、职业资格证书，排查他们是否有诉讼、网贷等风险——这部分内容背调公司通常交给合作的数据商，如果劳动纠纷从仲裁庭走到法院程序，进入民事诉讼的范畴时，只需要输入候选人的一串身份证号码，就能从数据库中查到。

两种调查方式互为补充，即便是通过庭前调解化解的劳动纠纷，也很难逃过调查员的追踪。

只要仲裁过的候选人，陈安“一律打红灯。”当然他也指出，背调公司只做警示，最终决定权还是在企业方。

当一份带有仲裁记录的背调报告传到自己手里，对西南地区某互联网公司的HR卫盈盈来说，不管该候选人跟岗位匹配度多高，都意味着需要重新评估了。

为什么选择仲裁？她希望候选人提供充分的证明材料来还原当时的背景及原因。

用卫盈盈的话说，这个举动的目的主要是筛掉“瞎搞事情”的员工。卫盈盈的公司实行全员背调，来来往往的背调档案里，她经常注意到一些存在连续仲裁记录的求职者。另外，“员工自己想离职，却通过一些非正常手段逼公司去把自己裁掉拿到这笔钱”，在卫盈盈的公司也不少见。因此，只有企业认定的合理仲裁诉求，例如讨要欠薪而维权，他们才会特批录用。

不同的公司有不同的标准，同样是互联网公司的HR张益全介绍了他们公司常采用的两种策略，如果查询到过往的仲裁记录——职级高的员工一律不予录用；基层员工的录用标准相对宽容，人事部门会和用人的业务部门沟通，隐性的劳动风险能不能接受？还要不要录用？“说白了就是这个员工是不是足够优秀，不然为什么要为他走特批程序？”

大部分时候，人事部门会比业务部门更敏感，几位HR解释，这是因为产生的劳动纠纷通常由人事部处理，对他们产生的影响也最直接。

“处理不好（劳动纠纷）老板会怀疑我们的能力，也会觉得我们日常没有做好员工沟通、关怀以及培训等工作（导致了仲裁）”，林玲是南方某一线城市酒店行业的HR，公司员工的背调通常由她直接负责，她会通过各大平台找到对应酒店的人事部做背调。

评估有仲裁记录的员工时，林玲所在的公司有一套近乎苛刻的招录标准。“除了拖欠工资达到数月，其他仲裁原因被采纳的都不多”，林玲说，“而且如果只是晚发了一两个月就仲裁公司，（候选人）肯定不会被考虑，被拖欠了半年左右的话，基本没问题”。另一类常见的仲裁原因，“讨要加班工资”也会被他们视为敏感，“除非我们自己公司对加班工资有很严格的把控，不然也会担心以后被员工用同样的理由仲裁”。

尽管评估细则上有所不同，但大部分HR的顾虑都是相似的，即为企业避险。张益全在人事领域从业十余年，曾供职于不同规模的公司，在他看来，不管是小型企业、还是体系完备的上市公司，都很难做到完全合规，遇到纠纷时，企业更倾向跟员工用沟通协商的方式解决，诉诸法律对公司的形象和利益都有损害。因此，有“前科”的员工往往意味着一种潜在风险。

公司对员工的透明度要求越来越高，背调越来越下沉和全员化，这是背调员陈安近年来的强烈感受。以前入职背调都是针对高管，现在很多小型公司的普通岗位，包括快递小哥、外卖员和滴滴司机等也需要背调。前不久他妻子刚生产完，他们请了一位住家月嫂，家政公司也把一份月嫂的背调报告摆在了他们夫妻俩面前。

当前的就业环境也加剧了这种趋势。多位HR提到，近年来随着就业环境越来越内卷，人才大量过剩，当一个岗位的候选人数众多，HR直接用有无仲裁记录为标准筛掉一批人，“很节省时间”。

劳动争议仲裁庭。讲述者供图

正义的“回旋镖”

回过头来看，小七觉得自己四年前仲裁公司是一个大胆的决定，“可能年轻吧，刚出社会，不怕麻烦，就要一口气（跟不公平）磕到底。”

当年她大学毕业后第一次找工作，没有任何经验，找到一家夫妻作坊式的小店，底薪1000来块。她工作了一年多，底薪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，节假日加班不另计工资。当因为打卡不合规被老板口头辞退时，她都觉得能接受。没想到临走前，那点微不足道的工资还要被克扣，她选择了仲裁。

那是一段艰难的维权，小七说。虽然仲裁庭支持了她的诉求，老板却想方设法拖延、拒绝赔偿。被逼无奈，她把裁决书的内容提前录制，带着音响去工作室循环播放。老板恼羞成怒，不但抢走了她的音响，双方差点发生肢体冲突，警察也来到现场调解。后来老板不服裁决选择上诉，历时两年多，她才最终拿到违法解雇的赔偿金以及拖欠的工资。

她一直坚持自己做了正确的事。离职后，不时有同事找来跟她打听如何维权，她听说，老板克扣工资的情况还在不断发生。

那个决定的影响在四年后显现。找工作被歧视后，她把自己的经历分享到了社交平台，引来很多相似经历的人的讨论。评论区里，她当年的仲裁决定也被网友戏称为“正义的回旋镖”，“迟早被砸中”。

过去的决定无法改变，如果相似的事再发生在自己身上，小七说她大概率没勇气做出同样的选择了，“尽量规避（仲裁）吧”。

事实上，从法律规范来看，“如果仅仅因为劳动者曾有仲裁记录，就取消offer或解除劳动合同，是不合法的”，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律师陈春阳介绍，“可能构成不合理就业歧视。”

陈春阳建议，面对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或撤回offer，劳动者可以通过联系劳动监察部门或发起劳动仲裁，向用人单位主张赔偿金。如果劳动者认为自己遭到了就业歧视，也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。

但她也提到，实务中更可能出现的是劳动者吃哑巴亏的情况，因为企业通常在背调后才会发放offer，拒绝求职者时可能也不会正式告知理由。入职后以仲裁记录本身为由解除的，如果公司的规章制度中有类似诚信规定，套用公司规章制度违反诚信原则来解约，员工获得支持的可能性也不高。

取证难、代价高，大部分遭歧视的求职者几乎从一开始就放弃了维权。在微信上收到正式被辞退的信息时，邹玉很久都没说话，只提出了一个要求，让公司开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。后来她得到了两天的工资作为赔偿，拿到的证明书上写着她“自愿离职”。

仲裁的“污点”会一直伴随自己吗？丢了offer的小七现在仍感到忐忑不安。为了尽可能避免那段经历的影响，小七曾打电话到当时法院，希望能申请诉讼记录不公开，但没有获得支持——按照相关法律规定，劳动争议产生后，只有通过调解达成和解协议的一般不公开；仲裁阶段可协议不公开、或特定事项（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）不得公开；像小七这样进入法院审理的案件，判决结果均一律需要公开。目前在裁判文书网公开查阅，或依法向法院提出申请查阅能查到生效判决信息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很多背调机构获取信息的方式并非通过官方的公开渠道。背调员陈安透露，现在市场上的大部分背调公司都有专门合作的数据商，即便公开的查询渠道有些会隐去当事人的真实姓名，甚至当事人成功申请了不公开的仲裁案件，数据商们也能精准获取个人的诉讼信息。

写字间的文件档案 IC photo

陈安一直觉得这是行业不合理的地方，“这些数据库的数据来自哪里？哪些数据可以展现、不可以展现，是不是应该有个标准？”

“我自己作为从业人员，如果有一天我自己跟公司闹到仲裁，我也逃不掉（被查询和歧视）。”在陈安看来，想要真正有效解决因劳动仲裁引发的就业歧视问题，只能寄希望于数据的规范化管理。

从用人企业的角度，多位HR也承认歧视“几乎难以避免”，很难给出有效建议。

而与此同时，“仲裁污点”的影响还在不断扩大，已经成了一些用人单位的威慑手段。因为项目提成被屡次拖延，一位员工跟老板提出辞职，并明确表达了仲裁意向。离开前老板再三提醒，“你考虑清楚，如果仲裁，以后去国企、事业单位肯定影响不好。”

颇具戏剧化的转折也发生在HR林玲身上。因为和公司产生了一些纠纷，林玲说自己被公司逼迫自行离职，并遭到“背调”威胁，“人事圈就这么大，到时候别人（背调）问就一句话的事”。

“见识了无良企业恶心人的程度，我那些因为劳动仲裁记录不想用人的理论一瞬间破碎了。”林玲说。和公司僵持了一段时间，因为缺乏公司违法辞退的证据，也担心仲裁留下“污点”，她最终妥协自行离职。

日后在自己的职能范围内，“多从员工的角度考虑问题”，这是那段经历后林玲给自己的告诫。至于现在，她和几位“污点”求职者一样，更紧迫的任务都是，找到工作。